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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

    “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

    。

    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

    如果用后世的思路分析，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

    既然“四野俱无耕者”

    ，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

    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

    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迭相攻伐，七八年间”

    ，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

    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

    河、洛地区本是大唐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

    、“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

    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

    、“仅存坏垣而已”

    ，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

    这急需要朝廷、节帅府——或用现代话说叫做政府当局，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时代呼唤当局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

    张全义虽然胆小怕事、德行有亏，但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性格，并且能够“劝耕务农”

    。

    正是由于张全义的劝耕务农才使张家“仓储殷积”

    。

    因此从张全义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素质，乃至方法和领导经验。

    张全义登上时代舞台后就充分展示了他对农业生产发展极为重视的独特一面。

    “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儿’”

    。

    从李罕之的话语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被称之为“田舍夫”

    [无风注：本书很早前就曾说过，田舍翁之类的称呼在唐朝是贬义。

    ]。

    而李罕之则与张全义重视农业的做法相反，“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

    。

    李罕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的独到之处。

    张全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做法是李曜一直肯定的。

    首先，在“四野俱无耕者”

    的情况下，招徕农民，增加劳动人手。

    史载“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用者，人给一旗一牓，招怀流散，劝之树艺”

    。

    其次，采取有利于稳定民心的措施，“唯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五租税”

    ，同时，张全义“又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

    。

    这些做法，既为农业生产吸引了劳动力又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有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些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之举。

    “民归之者如市”

    就是证明。

    再次，注意投入感情，引导重农风气。

    “出，见田畴美者，辙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丝衣物”

    。

    很明显，张全义除了采取有利于农民生产的措施外，注意用感情的手段和示范的力量来倡导一种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风气。

    第四，对荒废农业生产的加以惩处。

    “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

    。

    这样两种既鲜明有相对的做法对引导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农业生产搞得好的，赏；农业生产搞得差的，罚。

    这样一来，百姓该怎样做、如何做，自然是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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