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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这样的话，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低劣。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其实李曜清楚，按照原先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zhèng fǔ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xìng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历史选择了五代十国，而顺应这一时代cháo流是杨行密成功的前提。王夫之谓：“当行密之时，朱温、秦宗权、李罕之、高骈之流，凶风交扇于海内。乘权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权者既以杀人为乐，民亦以相杀为乐；剽夺争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于卒伍，亦力战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为固本保邦之谋，屡胜朱温，顾且画地自全，而不急与虎狼争食。……行密之为功于乱世，亦大矣哉！”又说：“杨行密不死于朱温yín昏之前，可与有为者，其在淮南乎？”

    当是时，杨行密深明大义处理好与唐廷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过渡，赢得后人好评：“行密足未尝履王都，目未尝见宫阙，起于卒伍，无尺寸之诏可衔，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是草泽崛起，无异于陈胜、项梁之于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其君臣之义，盖已浅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独能不附逆贼，甘奉正朔，如王师范、罗绍威、韩建之所为，亦可谓之丈夫矣。唐一rì未亡，行密一rì不称王，而帝制赏罚之事，听命于朝，循分自揣，安于其位，而特不屑臣服于逆贼之廷，亦可谓之不妄矣。”那么，杨行密与他的“英雄”们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杨行密与后来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但“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dú lì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zhōng yāng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zhōng yāng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如今，杨行密还不是吴王，甚至连弘农郡王都还不是，仅仅只是淮南节度使，又是短期内突然崛起，约束力自然更不是那么强大。

    其次是顺应民心，此为保障

    王夫之对南方许多割据政权顺应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为然：“王cháo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yù，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cháo，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时“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杨行密“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

    时人称扬一益二，经过七年战争淮南破败不堪，商贾不行，百业凋零。杨行密注重治理根本。江淮有茶盐之利，虽经战火破坏，但基础还在。杨行密曾经“以用度不足，yù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进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他采用高勖建议，未强行交换百姓布帛，而以茶盐同邻道物物交换。楚州盐城县有盐亭百二十三，常州一带则产茶叶。杨行密招抚流散，发展生产，这些产业在战后都被恢复起来。田頵为宁国节度使时，宣州地区“民室未完，民逃未复”，田頵采取措施，轻徭薄赋，让逃民复业，“不期岁，菏耰秉锄犁，撬播于泥，如云之稼，穰穰在畦”，其时“食廪实矣，田野辟矣”。南唐史虚白即谓“广陵殷盛，士庶骈阗”。

    同时，李曜还注意到，杨行密因地制宜制定的税收政策很有创造是，吴有丁口钱”。陶雅入歙州后，开始实行按亩征钱制度，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田税改革的前兆之一。如果说丁口钱的征收具有临时xìng，按亩征钱则向定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独醒杂志》云：“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杨行密时所征产钱，较李氏轻数倍。”“产钱”是南宋人对地产的习惯称呼，即田税。税帖反映的史实是，杨家初征时税额较轻。由于苦心经营经济，“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而在非常时期，杨行密始终保持节俭，他到泗州时，“防御使台濛盛饰供帐，行密不悦。既行，濛于卧内得补绽衣，驰使归之。行密笑曰：‘吾少贫贱，不敢忘本。’濛甚惭”。这种做法与骄奢著称的湖南马氏和刻薄出名导致士民皆衣纸的杭州钱镠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再次是强军立足，此为根本。

    争战之初，由于杨行密赖以起家的将士主要由淮南人组成，战力远不如北方燕赵及河东军队，在战略上往往处于劣势。孙儒覆灭后，“行密收儒余兵数千，以皁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平时厚其禀赐，逢战使之先登陷阵。黑云都成了淮南的王牌部队。但由于像黑云都这样的客军发生兵变几率很高，于是，杨行密“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为‘黄头军’，以李神福为左右黄头都尉，兵锐甚”。这支以淮南人为主体的部队的存在，不仅使杨行密实力增加，还可以防止黑云都这样的客军独自坐大。乾宁四年（897），河东朱瑾为汴兵所逼，与史俨、李承嗣拥州民渡淮投奔杨行密。“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shè，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杨行密军声益振。

    但是如何治理指挥不断组合或整合中的军队，是特殊时期杨行密面临的课题。杨行密坚持以德立威，取信将士，其实也留下了许多佳话。

    他广纳将才，不拘一格。其将帅多效力藩镇，凡才能者均加以擢用。龙纪元年，杨行密击败赵锽，锽将周本，号称勇冠三军，被俘后杨行密用其为帐下牙将，每战都能“奋跃先登，攻坚摧锋。”作战中伤口遍体皆不顾及，战后则自烧烙铁，烫治创口，依然谈笑自若，了无惧sè。杨行密受封淮南节度使，立即以淮南马步使授周本，统领兵权，成为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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